西关文化与近代广州报刊（1827—1912）

[摘要]广州是近代中国报刊发行中心之一，其报刊主要集中在西关，形成独特的报刊地理景观，这一分布特征深受西关文化影响。由于西关商业氛围浓郁，以世俗生活为主导，致使西关报刊商业化和民间化趋势显著，并呈现强烈的地方色彩，成为区域文化的鲜活代表。作为地域文化中的媒介，西关报刊是比较彻底的地方性产品，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既是“历史的创造”，又是“地理的创造”。

[关键词]西关文化；近代报刊；商业化；民间化；地理

西关文化是近代广州文化的时代缩影，它在地理条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媒介技术等方面都拥有明显的区域优势，促使西关成为近代报刊的集中地，构筑了独特的报刊地理景观。不过，这一文化现象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相关研究薄弱，部分史实模糊不清[1]。为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媒介地理学的角度，探寻西关文化对报刊发行的作用和影响，呈现西关报刊的发展特征，进而把握近代媒介与地域文化的相互关联。

一、近代报刊中心的变动

广州是近代报刊的发祥地。鸦片战争前夕，来华外人先后创办《广州记录报》（1827年）、《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1831年）、《中国丛报》（1832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广州周报》（1835年）、《各国消息》（1838年）等6种报刊[2]。遗憾的是，这些报刊的地理分布状况往往被人漠视，背后的蕴意未能彰显。尽管直接资料有限，但依据时人回忆，并综合考察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可以大体断定，早期报刊都在十三行商馆区刊行。也就是说，西关十三行才是近代报刊的诞生地和最早的报刊中心。

在早期报刊里，英文报刊占据多数，且与英美商人关系密切，他们不仅从经济上支持办报，而且是新闻的重要提供者和主要阅读受众。但清政府对外国商人限制重重，要求严格遵守“八项规章”，其中包括：“妇女、枪炮、戈矛和其他任何武器不得带入商馆；所有引水及船上买办必须在澳门同知衙门登记……若无船上买办在场，其他船夫民人等不得与外国人接触；只有在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日三天方可外出“兜风”……夷人可到华园和河南游玩，但每次不得超过10人，“游毕”，必须返回商馆，不得在外过夜，或聚众滥饮。如有违犯，下次“假日”将不准外出。如出游10人擅自闯入村庄、公共场所或集市，陪同之通事将受惩罚。”[3]这样的规定，让所有洋行和外国商人都集中在十三行商馆区，不得随意外出，更不能随意与中国人接触。

于是，以外国商人为办报主体和服务对象的早期英文报刊，全部局限在十三行商馆区。例如，《广州纪录报》坐落在马格尼亚克洋行，《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位于法国商馆[4]。《中国丛报》由奥立芬提供编辑与印刷场所，也在商馆区内，因为其时的外国人还不能在广州其它地方购买或修建房产[5]。1831年，伍德在创刊《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时声称，“在像广州这么小的社会再另办一种报纸，可能是多余的”，但是“我们深信，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达别人无意讨论的意见和政策。”[6]显然，“这么小的社会”，指代的就是商馆区。19世纪30年代初，在商馆区定居的外国人仅有300人左右，只能构成一个“小的社会”。

不仅如此，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也被束缚在十三行商馆区，无法在广州其它地方立足，更不能在城内编辑出版。缘由在于，所有在广州的外国人，从到达的第一天起，就被认为只是来做生意[7]，传教是绝对禁止的，更不用说开设出版机构。“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而且，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及其报刊在中国遭遇普遍的敌视或蔑视，很难在商馆区之外的地方生存。后世史学家白瑞华指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所以能够在广州发行，不是因为中国已经修改或放弃严教政策，而应归功于郭士立本人“与中国人之间有不寻常的良好关系”[8]。

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虽然，广州西关在报业发展史上占据首要位置，但好景不长在。鸦片战争结束后，报刊的地理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外国人先将办报重心南迁到香港，因为穗港紧邻，传送方便，港报又多面向广州，在西关创办报纸的迫切性减弱。随后，外贸中心北移上海，逐渐形成全新的外侨聚集地和经济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办报活动由广州、香港扩展至上海。《北华捷报》、《六合丛谈》、《上海新报》和《申报》等报刊的创办，使上海迅速取代香港，成为新的传媒中心，在报刊发行方面，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对近代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作用。

报刊发行中心的转移，使广州报业沉寂多年，从1851到1860年，几乎处于无报状态。直到沙面租界开辟，报刊才呈现新的生机，涌现了一批颇有特色的外报和国人自办报刊。需要注意的是，在租界开辟后的30多年里，外国人在广州的新创报刊，几乎都集中在西关的沙面租界，如《广州新报》、《西医新报》、《纪南报》等。而且，早期的华资报刊，除《广州报》具体地址不详外，多数集中在租界边缘：《述报》和《中西近事汇编》位于多宝大街，《岭南日报》位于沙基大街。只有《广报》在广州城内的华宁里，距离租界较远，最后也迁入租界[9]。这类情形说明，沙面租界取代十三行商馆区，成为近代广州报刊分布的中心区域和纽带。

整体而言，在戊戌之前，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报刊，广州不但无法与沪、港相抗衡，也不足与天津相比拟。幸运的是，这一状况在国人办报高潮兴起后，便有明显改观。1898年，广州呈现办报热潮，虽有1899年的低谷，但很快恢复并加强了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1912年。在这一时期，广州新创报刊约114种，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据全国第三位：1898年新创报刊5种、1900年5种，1902年3种、1903年4种、1904年3种、1905年9种、1906年14种、1907年12种、1908年7种、1909年8种、1910年10种、1911年12种、1912年22种。在报业扩展的热潮中，广州再度成为近代中国报刊发行的中心之一。

二、西关文化区与报刊发行

清末至民国初年，广州报刊发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早期外报主要集中在十三行商馆区和沙面租界，后来兴盛的华资报刊大多数集中在西关十八甫、第八甫、第七甫以及邻近的第五甫、光雅里和多宝大街等区域。在办报高潮中，能明确出版地址的新报刊大概有78种，至少有54种可证实在西关出版：1898年3种、1900年2种、1902年1种、1903年2种、1905年6种、1906年8种、1907年6种、1908年2种、1909年3种、1910年1种、1911年8种、1912年12种[10]。

依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中国新闻事业史编年》和《广州市荔湾区志》等资料，能对清末民初西关报刊的地理分布详情，做出更为细致的统计，从中可以发现，聚集地点前后不一。1908年之前，十八甫是报刊最显著的集中地，新创报刊16种：《岭学报》、《岭海报》（1898年）、《羊城日报》、《时敏报》（1903年）、《游艺报》、《时事画报》、《游艺报》、《觉报》、《警报》（1905年）、《国民报》、《粤东小说林》、《国是日报》、《粤东小说林》（1906年）、《二十世纪军国民报》、《滑稽魂》、《时谐画报》（1907年）。第八甫、第七甫在1908年之前的新创报刊，只有3种：《广智报》（1898年）、《安雅书局世说编》（1900年）、《七十二行商报》（1906年）。

不过，情形很快逆转。1908年至1912年间，十八甫的报刊数量明显下降，新创报刊仅3种：《时敏新报》（1909年）、《中原报》（1911年）、《广东日日新报》（1912年）。第八甫和第七甫的报刊数量后来居上，超越十八甫，新办报刊至少有17种：《安雅报》（1908年）、《南越报》、《砭群丛报》（1909年）、《平民日报》（1910年）、《人权报》《天民报》、《可报》、《光华报》、《震旦日报》（1911年）、《中国日报》、《大公报》、《觉魂日报》、《华国报》、《华严报》、《广南报》、《广州共和报》、《珠江日刊》（1912年）。

办报高潮结束后，十八甫完全衰落，几乎没有新报问世，而第八甫、第七甫的新生报刊却源源不绝：1913年2种、1914年1种、1915年2种、1916年1种、1917年1种、1918年1种、1919年3种、1920年3种、1921年3种、1922年3种、1913年12种、1924年1种、1925年5种、1926年1种、1927年2种。在1931年，第七甫和第八甫合并改造，更名为“光复中路”，集中了《七十二行商报》、《广州共和报》、《国华报》、《新国华报》、《观象报》、《人权报》、《南越报》、《粤商公报》、《广东报》、《天声报》、《广州民国日报》、《公评报》、《国民新闻》、《广州市商会报》、《新民日报》、《越华报》、《大中国报》、《大中报》、《岭海报》、《大中华报》、《大华晚报》、《大公报》、《成报》等众多报馆[11]，构建出别具特色的“西关报馆街”，是近代广州报业繁盛至极的缩影。

民国时期报刊

先十三行，后沙面租界，再西关报馆街，这是西关报刊地理分布的路线图，尤以报馆街一带最为集中。这一报刊地理学特征的形成，与西关文化区的存在密不可分：

其一，西关原是广州的边缘区域，“一口通商”政策的实施和十三行的兴盛，使之成为外贸中心。沙面租界兴起后，由于地方狭窄，不能满足洋商的贸易需要，不少外资银行和洋行突破局限，先设置在租界边缘的沙基、长堤，再向周边蔓延。于是，靠近十三行和租界的十八甫等地，逐步繁华，开拓成新的商业核心区域，至清末民初达到鼎盛。与之相随，西关人口日渐稠密，发展为社会生活和文化消费重心。据广东省咨议局《编查录》记载，1910年广州城人口517，596人，西关就有 233，144人，占45.04%[12]。经济发展和人口繁盛，直接推动商贸、戏曲、消费、娱乐等城市文化景观勃兴，形成独特的西关文化，这不仅为报业提供新闻素材，也准备了消费市场和广告收入。

其二，西关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商贸传统，开放的人文意识，充任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十三行商馆区和沙面租界，先后是外国人在广州的大本营，这令西关得风气之先，接东风之便，最早接触先进文化，是众多新生事物的首创之地。尤其重要的是，西关在新式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传教士陆续在租界及周边的沙基、长堤兴建学校，包括1868年的真光书院、1879年的安和学堂、1885年的基督教广州书院、1886年的博济医学院、1888年的培道女子中学和格致书院等，有利于提高租界周边地区居民的文化素养，为报业兴盛培养了潜在的读者群。

其三，中外政治势力在西关交错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能抵制中国政府的干涉，为近代报刊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和必要的言论自由权，甚至是政治庇护。例如，1891年，《广报》因登载某大员被参一事，触怒粤督李小泉，遭遇封闭，邝其照就将报馆迁往沙面租界，以逃避清政府的迫害，并请英商必文出面，改为《中西日报》，继续出版。据《七十二行商报》记载：“该报发行后，渐肆议论，指摘政治，官无如何，只罪卖报之贫民而捕之耳”。后来，南海县令裴景福投资该报，才重新迁回广州城内的朝天街道[13]。这个案例可以印证，西关报业发展，离不开租界的护佑，报馆街其实就是沙面租界的延伸。

其四，西关很早便从英美引进比较完备的印刷机，在出版方面先行一步，为报刊发展预备了物质技术条件。第八甫、第七甫原是“机房区”，纺织工场的集中地，并由此带动其他行业发展，印刷出版业不断向这里集中。晚清时期，书坊、书局主要集中在第八甫、第七甫和十七甫。另据舒平整理的《建国前夕广州市印刷机构一览表》，西关印刷机构有91家，约占广州的半数，先进的石印印刷机构占据80%以上，且集中在光复中路、光复南路、第十甫和杉木栏一带[14]。为此，报业集中到西关，特别是第八甫和第七甫，就不难理解了。

三、西关近代报刊的特征

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景观，西关文化表现出风格鲜明的地方性、浓郁的商贸文化色彩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而商贸文化是其主要特征[15]，因此，西关报刊自始就展示出十分明显的商业化倾向。

一口通商时期，西关十三行是中国最发达的洋行商馆区和唯一的国际化商贸区，也是外国人，特别是外国商人最集中的居留地。为此，位于十三行的报刊与英美商人、商业机构，关系紧密：1827年出版的《广州纪录报》，是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刊，即由英国怡和洋行经理、商会主席马地臣主办，美国商人伍德担任第一任编辑[16]；《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则由伍德创办，代表美商利益；《中国丛报》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创办并主编，而美国商人奥立芬负责提供开办经费及房舍，补贴亏损；《广州周报》由英国鸦片商人颠地支持创办，代表英商自由贸易派利益[17]。在华英美商人出面办报，不仅反映中英、中美贸易增长和对商业信息的需求，也说明他们希望就对华政策发表意见，急迫打开中国市场。

就内容而言，十三行的报刊，偏向于传播商贸信息、世俗生活和西方科技文化。《广州记录报》在创刊时，就宣称要努力“发表丰富而准确的物价行情”，其内容以报道经济、商业行情及中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为主，对鸦片贸易的报道尤为详尽。1833年，该报出版《广州市价表》，关注广州市场价格行情，为外贸活动提供大量资讯。《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代表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商人利益，同样以商情为主。《中国丛报》内容较为丰富，其中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物产资源、海岸港口、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等，成为当时西方人研究汉学的重要园地之一[18]。

十三行沉沦后，沙面租界取而代之，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华南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新据点。外国洋行、银行和各国领事馆陆续进驻，小小的沙面，麋集10家银行和40多家洋行，构建了一个相当典型的商业社会[19]。工商业发达，为报刊发展，尤其是商业报刊，提供了契合的生长点。来华外人创办了一批英文报纸（多数为日报），均为商业报纸，致力于刊登广告和航运消息，如《每日广告报》、《广州每日航运消息》、《广州每日广告报》等[20]。

在西关报馆街，华资报刊的商业化倾向一样突出，对经营极为重视。为有利可图，各报大力刊登各类广告，《平民日报》每天6版，一半以上都是广告。很多报纸都注意收集各种商业信息，如货价行情、市场动态等，以吸引商家。《农工商报》称其宗旨是“志在讲明生财好法，俾大家捞翻起世界”。而且，各报都注意促销，广设代理处。《羊城日报》不仅在京、津、沪、汉各地设有代理处，还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在美国旧金山、檀香山、日本长崎、横滨、神户、安南的海防、河内、西贡、南洋的新加坡、庇能、菲律宾等地都设置代理处，以至“国内销数还不如海外之多”。《广报》的省内销路扩大到佛山、大良、陈村、江门、新会、香山等，外省有上海、梧州，海外有新加坡、安南、菲律宾等。此外，陈藻卿与李祝多所办的《人权报》、苏棱讽主持的《南越报》、叶茗孙主持的《商权报》、张镜藜主持的《总商会报》也专以营利为目的。可以说，报刊的商业化是近代广州报刊发行的主要动力之一，它使报人有利可图，也使更多的广州人开始读报[21]。进入民国后，西关报刊的商业化倾向更为显著，赢利成为主要动机，部分报纸甚至放弃言论，只有记载，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纸”[22]。

受区域文化影响，在商业化过程中，西关报刊民间化趋势日益凸显。初创时期，广州报刊都由外国人主办，多用英文写作，主要为外国人服务，与国人关系不大，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不算是真正的大众传播业。沙面租界时期，中文报刊成为主导，受众群体变化明显，西关报刊开始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但是，报刊的主流依然是外报，要么为教会服务，要么替洋行代言，或两者兼顾，国人自办报刊数量较少，规模与影响较小，困难重重，且多依附租界。戊戌之后，形势聚变，华资报刊迅猛扩展，数量与影响均远超外报，广州报业成为中国人的天下，开明人士掌握编辑经营权，少有官方背景，有很大自主权，能保持独立性，持论相对客观公正。民族报业的发展，致使报业中心与租界渐行渐远，最后移至西关报馆街，进一步彰显西关报刊的民间化趋势。

报刊内容的平民化、通俗化和本地化，是西关报刊民间化趋势的另一重要体现。相当一部分西关报刊注重谐部和副刊，面向一般市民阶层，大众色彩鲜明。1905年创刊的《时事画报》，论事先谐后庄，谐部有杂文、谈丛、小说、讴歌（南音、粤讴）、剧本（班本）、诗界等栏目；《国民报》谐部有落花梦、小说丛、新趣谈、伟人迹、犹轩录、话剧曲、瀛海谈、实业谈、拍板歌、珠江籁等；《震旦日报》之副刊名为《鸡鸣录》，内有杂文、谐著、专件、文艺、传记、新知识、小说、班本、板眼、南音、杂殂、词林；《人权报》副刊中有小说、喷饭、班本、歌曲（龙舟）、粤讴、针针见血（杂文）等；《中原报》副刊有光怪陆离、落花飞絮、稗剩、海客谈瀛、城狐社鼠、美人香花等栏目[23]。这些谐部与副刊中的粤讴、南音、木鱼、龙舟、班本、板眼等，均是广州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大多利用方言写作，地方韵味强烈，是西关文化的鲜活代表，提升了报刊的亲和力与接近性，对构建乡土想象和地域认同起到重要作用。

伴随商业化和民间化而来的，是西关部分报刊走向庸俗，放浪形骸，“专以鼓吹娱乐事业为事”。比如，《天趣报》以记叙妓女为内容，栏目分为天铎音、天南趣录、天国趣闻、天涯趣语、满天花、花天梦、天宝谈、尺天眼、满天神佛、天外天、趣中趣、天仙奏、天籁鸣、漫天风雪、天花雨等，“传谈花事，为粤省花界小说之嚆矢”；《醒报》被人斥为“淫词之渊薮，凡舍风月以外无文章”；《游艺报》除了社说、访稿、笑柄、谐文、灯谜、诗界、粤讴、南音、班本外，还有花丛谈栏目[24]。《共和报》则是广州最著名的黄色报刊，以低级趣味，甚至猥亵的说部和记载来吸引读者，销路流畅，但不齿于大雅，得到“厨房阶砖”（咸湿之意）的称号。更有甚者，部分报纸在投合时尚之外，对同业竞争，施用种种卑劣手段，市侩气息极浓，非亲历其间者，不能想象[25]。报刊的庸俗化，既展示了西关文化的大众化倾向，又以感官刺激麻痹受众，使之沉醉于风花雪月、奇闻轶事等软性新闻，远离时代主潮，实际有损报刊的公共形象，不利报业的长远发展。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人深刻反省。

天趣报

因为西关是中西交流的要冲，在欧美政治文化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下，西关报刊表现出明确的革新愿望，多以传播新知，广开民智，拯救民族国家为宗旨。但是，西关文化复杂多元，加之现实利益的考量，报刊的政治倾向各有不同，有的支持维新改革，有的同情或鼓吹革命。辛亥革命之前，西关最有影响的维新报刊有《羊城日报》、《国事报》、《安雅报》、《七十二行商报》、《广州总商会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等，这些报刊或与康梁关系密切，或代表地方绅商势力，赞成君主立宪，政治上取温和主义。而《亚洲日报》、《时事画报》、《二十世纪报》、《国民报》、《时敏新报》、《南越报》、《二十世纪军国民报》、《平民日报》、《人权报》、《震旦日报》、《可报》、《天民报》等则致力鼓吹革命，宣传民主思想[26]。在趋新报刊的倡导下，革命思想激荡，西关出现一批激进报人：谢英伯、黄晦闻、潘达微、高剑父、何剑士、陈垣、卢谔生、朱执信、陈炯明、李孟哲、黄世忠、卢博郎、陈树人、廖平子、邓警亚、陈耿夫、郭唯灭、邹鲁等[27]。主张革新的西关报刊，时常干预政治，监督地方官府，引发当局不满，查封事件时有发生。1906年5月，《珠江镜》因揭发地方官绅互相勾结，把持粤汉路局，遭到清吏压制，被迫停刊[28]。《天民报》被认为“鼓吹排满，革命最激烈”，出版仅一天，即被查封[29]。

四、结语

受益于文化的区域优势，西关是近代广州报刊发行最为集中的地区，构筑了一个典型的地方传媒中心。进一步细分，西关报刊的历史地理分布，脉络清晰，由十三行到沙面租界，再到报馆街，在凸显阶段性的同时，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其中，租界承上启下，是影响报刊地理分布的关节点和核心地带，十三行是沙面租界的前身，西关报馆街紧靠沙面，属于租界延伸地带。这形成独特的报刊地理景观，并融入西关文化，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西关是商贸重地，以世俗生活为主导，早期西关报刊表现出显著的商业化倾向，无论是在十三行，还是在沙面租界，商业报刊都是无可非议的主流，即使宗教报刊也重点关注世俗目标。传教士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办报理念上实现了由“宗教”到“世俗”的重心转移，注重为在华外人的利益服务，与宗教报刊明显有别。1865年出版的《中外新闻七日录》，虽由教会和传教士主编，却以刊载中外新闻，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为主， 极少涉及宗教向题，体现出浓厚的世俗性。戊戌之后，在西关这一特定地理空间中发行的，多是华资报刊，往往注重市场运作，且不断接近市民，深入大众，商业化和民间化趋势日益彰显。

要特别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西关报刊有鲜明的地方烙印，在新闻的选择、评论的立场、报道的内容等方面积极“书写”西关，拓展西关文化的意义空间。尤其是谐部与副刊，表现形式和言语特征都呈现别具一格的西关风情和精神，不仅增进了人们对西关的理解，也在不断强化西关的地区特征。传教士主编的《中外新闻七日录》，亦高度重视报道地方社会新闻，关注民生、娱乐、盗匪、街头政治、文化冲突等问题，地域特色明显，在近代早期中文报刊中是罕见的[30]。这说明，作为地域文化中的媒介，西关报刊是比较彻底的地方性产品，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它既是“历史的创造”，又是“地理的创造”。

XiguanCulture and Modern Guangzhou Press（1827—1912）

Zhao Jiangu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Guangzhouis one of the press distribution centers of Modern China. Its press mainlyconcentrated in the west region and formed uniqu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which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Xiguan culture. Owing to the strong businessatmosphere, Xiguan was dominated by secular life thus led to thecommercialization and civilian trends of modern Xiguan press significantly. Asthe press in regional culture, Xiguan press present strong local color, becamea living representa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with geographical properties. In aword, Xiguan press is not only the creation of the "history", butalso the creation of "geography".

Keywords: XiguanCulture; Modern Press; Commercialization; Civilian; Ge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