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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文化对外传播的特例——广府文化海外传播的现象与本质


    

内容摘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术界,都很少研究中国地域文化的海外传播。本文以澳洲华人和华文传媒为例,通过历史研究和实地观察法,探索中国地域文化的一个独特分支-广府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显示从19世纪中期广府文化就开始在澳洲广泛传播,深刻影响华人乃至主流社会的人口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直至今天。特别是广府的传媒文化,从1856年至今一直都是澳洲华文传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地域文化一百多年来都左右着另一个国家的移民传媒,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地域文化的海外传播中都极为罕见。从现象到本质,研究通过比较广府文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播,展示地域文化成功进行海外传播的特点——历史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关键词:中国地域文化;广府;海外华人;海外华文传媒;跨文化传播

    

一、引言:广府文化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在历史的时空中和世界文化的丛林里俯视中国地域文化,会发现其中异彩纷呈的一朵——广府文化,它不仅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更突出的是全球传播、四海开花,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许多地域文化里都罕见。本文通过历史研究法和实地观察法,从现象到本质,总结中国地域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

    

广府文化有明显的历史性、开放性和创新性。[1]具体说,广府文化历史悠久,又兼容并包、海陆兼顾,还有强烈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能力。首先是广府文化历史长、海陆合一。“海”的源头可追溯至148千年前,南粤人类就生活在沿海一带,后来的百越民族文化上也带有深深的海的烙印。[2]广府文化的“陆”的源头,是中原文化。秦朝中原人民曾大规模南迁至南粤,汉武帝在现在的封开县设立“广信”,两宋以广信为界,以东为广南东路(广东),以西为广南西路(广西)[3]唐张九龄凿通大庾岭古道,中原移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也将中原文化带给百越,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熔合创新,逐渐形成独特的海陆合一的广府文化。[4]

    

元、明、清、近代以来,广府文化海陆兼顾、独特创新的特色越来越鲜明。特别是1979年后,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破除僵化体制、建立新经济体系,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广货”风行全国至全球,商业文化蓬勃兴起,广府传媒文化也在全国熠熠生辉。从1979年至今,《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足球报》、广东电视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等从内容、风格到体制上的改革,成为中国媒体改革的风向标。[5]21世纪以来,广东的新媒体发展如火如荼,以腾讯为代表的一大批互联网媒体,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占一席之地。

    

要指出的是,文化区域与政治区域并非相同,广府文化也并非是广东省的文化,还包括香港和澳门。港澳和广府同文同种,据港澳政府网站的数据,两地97%以上是广府人及其后裔,粤语是主要语言。香港文化发展了广府文化的部份特点,以通俗、平实、市民化、娱乐化为特征,以影、视、歌为媒体,逐渐传播到全世界。特别是香港报业自上世纪60年代发轫,群雄并立、各领风骚,从70年代起纷纷进军海外,显示出强烈的创新性、开拓性。[6]港澳回归后,粤港澳交流不断深化,三地的差距越来越小,“大广府”经济文化圈呼之欲出、初步形成。[7]

    

由于近海,海外传播成了广府文化的重要特点。从元明时期至今,广府文化随着大船的风帆,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文化的开放性、创新性与对外传播互相促进,使得广府文化在澳洲、北美乃至世界许多地方生根发芽,成为中国地域文化乃至世界地域文化传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8]

    

图为广府文化在美国

    

研究中国地域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相关专题却凤毛麟角。搜索CNKI和人大报刊资料复印数据库,以“中国地域文化”“广府文化”“海外”为关键词,仅有一篇论文直接相关:“区域传承与海外传扬——广府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主要分析广府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主题是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的联系交流, 增强祖国统一”[9]

    

CantoneseGuangdong为关键词,搜索世界最大的英文学术数据库EBSCOPROQUEST,分别找到38篇和27篇论文,基本上是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医学论文,如粤语在澳洲和美国的变化、香港粤语电影等。直接论述广府文化海外传播的英文论文,PROQUEST无法搜到,EBSCO仅一篇,但只是历史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府文化在澳洲的传播。[10]还有,在上述中、英文数据库以中英文“北京文化”(Beijing culture)、“海派文化(Shanghaiculture)、“蜀文化”(Sichuang culture)、“海外”(overseas)和“中国地域文化”(Chinese local culture)等字段搜索,均无直接相关论文。

    

因此,研究广府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在全球化背景中揭示中国地域文化的海外传播规律,能为减少对外传播中的跨文化障碍提供理论和实例,还能为京、沪、江、浙等外向型经济地区在海外树立地域文化品牌提供参考。所以,广府文化的海外传播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价值的课题。

然而,这一庞大课题必须确定合适的研究案例、范围和方法。有关研究案例,经过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发现西方重要国家-澳大利亚华人及华文文化传播既历史悠久,又与欧美有许多相似,正如墨尔本大学汉学教授John Sinclair :TheChinese diaspora in Australia, Global diaspora in microfilm[11]。因此,澳洲可以作为本课题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

    

有关广府文化的研究范围,文化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到底什么才能代表广府文化?梳理广府文化学者的观点,广府文化以广府民系为基础,包括民间艺术、商业文化、传媒文化等。[12]这其中,海外华文传媒,是中华文化在海外最直接的体现之一。海外华文报纸从19世纪至今在全球大多数有华人的国家都非常流行。[13]因此,通过研究广府民间艺术、商业文化、特别是广府海外华文报纸的传扬,能够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点面结合概括广府文化的海外历程。

    

有关研究方法,本课题使用历史研究法和实地观察法。文化存在于历史之中,历史是文化的缩影和反映。[14]广府文化的海外传播必须由严谨的历史事实证明。研究者2006年至2012年在澳洲居住时,多次前往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州图书馆,还有华人聚居的悉尼、Parammatta(帕拉马打)、Ryde(莱德)、Hursville(好士围)、Chatswood(车士活)等区的图书馆,挖掘政府文档、历史典籍等数据、文字、影像资料,收集各种相关新闻报道等。另外,研究者又采用实地研究法,在澳洲、欧美当地观察、记录广府文化在海外的各种现象,特别是海外华文传媒的传播,从比较中发现规律,以下为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

    

二、广府民间及商业文化在澳洲的传播

    

19世纪初至21世纪,澳洲华人发展史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广府文化在澳洲华人社区乃至主流社会的传播,都深入而广泛,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5]本章主要分析广府民间及商业文化在澳洲传播的现象并总结其规律。

    

19世纪初至1901年是澳洲华人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最早到达澳洲的中国人就是广府人-1818年,广东四邑人庄世英到达悉尼,被澳洲海关记录在案。[16]后来,四邑人雷三妹到达墨尔本,得知有金矿回家告诉同乡们,因此广府人蜂拥而来淘金。后来,不少人还从事农业、洗衣业等。[17]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澳洲华人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特别是珠三角西部的农民,以广府人为主体的华人人口在19世纪末在澳洲排第二,仅次于英国后裔,大量广府人促进广府文化在当地的传播。[18]

    

19世纪末期起广府文化就在澳洲主流社会传播开来了。澳洲学者EdwardsFitzgerald[19]都列举了很多史实,如悉尼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华人花车巡游。每逢农历节日穿越大街小巷的花车表演,都吸引了大量澳洲人观看。广府民间文化的代表之一粤曲,更是得到西方背景的人们的喜爱。研究者在新南威尔士图书馆,找到一幅照片——一位澳洲人正在认真地学习粤曲,表情惟妙惟肖。在这一阶段,广府文化成了中国文化在澳洲的代表。“广府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也成为海外华侨文化的最早最深厚的源泉之一对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

    

图为广府文化在澳大利亚 悉尼

    

1901年起至1973年,澳洲华人的发展进入了第二时期。在政治上,因为1901年“白澳政策”的颁布,华人正式受到歧视,后来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直至1973年。[21]然而,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广府人发扬实干、创新、善变的广府文化,通过艰苦的拼搏,在经济上事业小成,使得广府文化的重要分支-商业文化在澳洲社会的传播产生了广度和深度。[22]

    

19世纪末悉尼中山人马应彪、郭乐、郭泉家族就是很好例子。[23]他们早期从事水果种植,凭着广府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出产的水果逐步获得了澳洲市场的认可,行销悉尼及新南威尔士州各地。他们发扬广府文化的开放性、创新性,善于了解当地西方客户的心理、学习澳洲的经商习惯,思考适销对路的产品。郭乐、郭泉家族在悉尼的水果商店,就是根据当地商店的装修款式和顾客的消费习惯而建立的。面对成功,他们不满足于只成为生产商,更希望成为经销商。据Liu1989[24]Shirley Fitzgerald (1996)[25]调查,早在20世纪初,广府人就已经控制了新南威尔士州的水果、蔬菜的生产和销售。而研究者在悉尼考察时发现,直到21世纪的今天,当年广府人的后裔,仍然在悉尼西部经营水果、蔬菜种植业,正如一位研究者评介的那样:“广府文化重商兴业, 在海外华侨华人中也得到很好的传承发扬”[26]

    

1973年,澳洲政府取缔“白澳政策”,开始“多元文化政策”,使得澳洲华人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直至1997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不少香港人都移民澳洲,使得香港移民排在所有澳洲技术移民的第一位。[27]1997年后,由于大陆经济不断发展,广府人移民澳洲、出国留学、长期经商的越来越多。大陆移民的数量,也逐渐超过了香港移民,[28]广府民间艺术和商业文化在澳洲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增强。

    

现在,粤语是澳洲政府的七种官方语言之一,从表1“澳洲国家统计局(AustralianBureau of Statistics) 数据可见,中文已成为澳洲第二大语言,其中粤语使用者有244000人,占澳洲人口的1.2% ,排全国第四,超过普通话使用者,这在西方国家是罕见的。悉尼西北部报纸-The Hills News,以Cultural Embraced(嵌入的文化)为题,报道了中国语言对悉尼西北部的影响,包括当地小孩子们也有不少报读粤语班,可以说广府文化已经嵌入了悉尼西北地区[29]

   

 

1  澳洲国家统计局数据

    

粤语的广泛使用更便利于广府民间艺术在澳洲的传播。从2007年起,悉尼的华人新春巡游成为当地的固定节目,由市政府组织。春节,也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各族人民的公众节日。新春巡游虽然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但是广府民间文化是主流。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巡游中的狮子是“南狮”,而不是“北狮”。[30]巡游中的乐器,也以粤曲乐器为主。另外,研究者2008年至2011年在悉尼,曾经五次在各种场合看到过舞狮子,所有的“狮子”都是南狮,广府文化在澳洲的传播与影响,可见一斑。与悉尼相似,从2009年开始,春节又成为墨尔本的公众节日。

    

2013年2月17日,澳大利亚悉尼市举行中国农历新年庆典花灯大巡游。图为悉尼市长摩尔为舞狮用的狮头点睛。(图片来源于人民网)

    

另外,澳洲学者的研究和本人的实地观察都表明,广府的商业文化也给澳洲、特别是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澳洲的最大省带来广泛影响。[31]五年来研究者考察了悉尼大大小小十多家电商店,发现大部分产品来自广东。澳洲的日用品也是如此。据研究者对周围西方邻居的调查,广货在澳洲人的眼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怀疑、尝试到接受。早期广东产品初入澳洲市场的时候,澳洲人有所疑惑。但是,广货质优价廉、款式众多、不断创新,逐步赢得了澳洲人的认同。现在,在澳洲人眼里,广货已经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商品没有太大分别。另外,从2010年起,广东省与新南威尔士州结成友好城市,广府商业文化在澳洲的发展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21世纪初以来,广府的商业文化在新南威尔士州传播的扩大出现了一个新特点,高新科技产业的逐渐增多。[32]20世纪中国人在澳洲建立实业的主力是商业移民和政府背景公司,涉足的行业主要是贸易、传统产业和轻工业。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广东技术移民涉足商海,包括IT、生物等高科技和金融服务行业。这些技术移民由于拥有专业背景,在与澳洲社会和中国的交往中独具优势,实业也在当地逐步扩大。[33]

    

小结华人在澳洲150多年历史,广府民间艺术和商业文化不仅在澳洲广泛传播,还深深地嵌入澳洲的历史、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之中,成为这个西方国家的一部分。[34]正如澳洲学者Damousi的评价:“华人在澳洲的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和他们不断嬗变的文化对澳洲的影响,是澳大利亚绝不能忽视的。华人文化与澳洲的联结有力地显示了澳大利亚的基本特征-多元化”[35]。由于广府文化是澳洲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广府文化在澳洲今昔的传播与影响。

    

三、广府传媒文化在澳洲

    

19世纪中期至今,广府文化都是澳洲华文传媒的主要组成部份。一个国家的地域文化一百多年来都左右着另一个国家的移民传媒,这在国际传播史上极为罕见。本论文根据传播学的三个基本点——传播者、传播内容与受众,对广府传媒文化在澳洲的传播与影响作一剖析。

    

从澳洲华文传媒的源头开始,传播者、传播内容与受众就深深地打上了广府文化的烙印。[36]最早的澳洲华文报纸是《唐人新闻纸》,1856年至1858年在墨尔本附近的Ballarat发行。这份报纸在国际传播史上的奇芭。首先,它是世界上第一份中英文双语报纸。[37]另外,这份报纸是由澳洲政府翻译Robert Park个人发行,办给当时在澳洲的华人(广府人)看的。作为一个主流社会的政府官员,为受社会歧视的边缘族群(广府人)而办报,这在移民传播史上至今还未出现过。而原因是由于Robert Park从事翻译工作,长期与广府人接触,逐步深入了解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可贵,因而愤慨澳洲人对华人的社会歧视,所以办起了一份报纸,为澳洲华人——广府人服务。[38]

    

由于上述两位研究者没有提供实物图,研究者在新南威尔士图书馆发现了仅有的两份报纸,从语言和内容都折射出广府文化的海外传播。首先,报纸语言是粤语而不是普通话或标准中文书面语。如1857318日的报纸,头版最大的一幅广告有一句话:“唐字脚下,就係佢咯”。“就係佢咯”是典型的粤语(普通话或书面语应该是“就是它”)。其他广告也体现出明显的广府文化特征。比如,出售的物品是广府人经常用的凉席等。还有船票,基本上是去四邑、江门、中山等地。因此,在《唐人新闻纸》里,看到的是广府文化在澳洲的传播者和受众的统一:Robert Park 既是广府文化在澳洲传播的结果,又是广府文化在澳洲传播的起点:广府文化在澳洲的传播,使他能够学习到这一优秀的文化,并被广府文化的历史性、独特性、开放性而深深吸引,于是他办起了一份报纸,既向当地居民传播广府文化,又维系广府人在澳洲的文化情结。但是,由于缺乏各种支持,这份报纸终于在1858年停刊。

    

研究者在新南威尔士图书馆还调查到在澳洲的第二、第三份华文报纸-《广益华报》、《东华新报》与广府文化紧密相关。两报先后于1894年和1897年在悉尼出版,全部都是由澳洲广府商人-水果商和中国产品进出口商创办的。19世纪末,成功的广府商人在澳洲不断涌现,他们迫切需要创办自己的媒体,交流信息,加强联系。20世纪初,在悉尼和墨尔本共有五份华人报纸,都是以服务广府人、维系广府文化为目的的。[39]在新南威尔士图书馆,研究者审读了1894年至1912年的《广益华报》、1912年到1920年的《东华新报》,总体上是广东新闻占“中国新闻”的绝大部分。如189491日的《广益华报》,三条家乡新闻的标题是:“开平煤矿”、“粤省矿务”、“炎症潜消”,还有一条是报道香港及广东的流行疫症,使得香港街市萧条。

    

20世纪40年代后,澳洲华文报纸逐渐式微,到1955年只剩下一份《澳华时报》。这份报纸是国民党澳洲领事馆主办的,除了鲜明的政治性外,还有强烈的广府文化地域特征。研究者在新南威尔士图书馆,看到19551010日的“家乡新闻”栏新闻,全部都是广府各城市,如中山、惠州、珠海、江门等地的新闻。然而,由于白澳政策的实行使得在澳华人读者不断减少等原因,从1958年起,澳洲华文报纸全部停刊直至1981年。[40]

    

但是1982年,澳洲华文报纸重获新生,而主要的功臣就是广府传媒。[41]19823月,《星岛日报》开始在悉尼发行《澳洲版》,这是澳洲当代第一份华文报纸,既填补了澳洲34年没有华报的空白,又标志着当地华文传媒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个新纪元就是广府文化的独特分支香港传媒的海外传播的结果。香港传媒市场竞争激烈,媒体大鳄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布局全球市场。《星岛日报》集团在1973年就在美国旧金山发行海外版,成为首个成立海外分支的华文国际报业集团,这之后,《明报》等也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登陆。在1987年,香港《新报》也在澳洲创办了华文报纸-《澳洲新报》,也是最早的澳洲华文日报之一。这些日报为既为广府人提供必需信息和家乡新闻,也为广大华人读者服务,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两份华文报纸。

    

2004年,广府传媒文化在澳洲的传播又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事件:《澳洲新快报》创刊。一位广东籍的澳洲华裔商人周鑫雄买下已经停刊的一份华文报纸,又与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新快报》合作,成为《新快报》的澳洲版。《澳洲新快报》虽然在悉尼发行,却是广州市民报纸在澳洲的传播:四开小版面、头版大幅照片、内容以社会新闻为主,有杂志型周末专版。《澳洲新快报》的创刊,不仅为当地华文传媒市场又增加了一份日报,而且是一份简体字、大陆背景、南粤风格的日报,更加适合广府人的口味。[42]

广府传媒文化在澳洲的扩张,还从报纸到电子媒介。1987年,澳洲第一家华文电台开播,这就是一家粤语电台。之后,先后有几家粤语电台出现。这些电台传播广府文化,维系家乡与乡情。到2010年,香港翡翠电视台开设了澳洲频道,总部设在悉尼,这是目前澳洲节目最丰富、规模最强大的华人电视台,也标志着广府传媒在澳洲的拓展从报业到电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增加。

    

四、广府文化从澳洲到全球

    

在全球化的背景里审视广府文化的海外传播,会发现这一文化不仅在澳洲生根发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也都熠熠生辉,广府文化的国际传播,有许多相似点。因为它切合了跨文化传播中历史性、开放性、创新性的特点,所以能跨越时空,传遍五洲。

    

与澳洲相似,广府文化在西方不少国家,特别在美国的旧金山、落杉矶,加拿大的多伦多等地,广为撒播。[43]早在19世纪中期,广府人就来到北美,是当时最早到达的中国人之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人数越来越多。现在上述三座城市,粤语使用者均居于前四位。早在1852 10 粤剧已在旧金山剧院演出与《唐人新闻纸》相似的是,1854年,美国最早的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也是广府人创办、为广府人服务的传媒。[44]加拿大的情况也类似。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的《星岛日报》、《明报》等,先后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温哥华、伦敦、巴黎等地建立海外分支,将广式传媒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45]而现在温哥华华文报纸《中华时报》总编辑冯胜娟,就是广府民间文化和传媒文化的结合:她既是总编辑,又是粤剧“发烧友”,是当地粤剧团的骨干。另外,当代广府的商业文化在西方也得到弘扬,不少广府人根据当地特点,开创了各种实业,特别是高科技业,这在北美各州都可以见到。

   

               图为广府文化在加拿大 多伦多        

    

由表及里,有必要深入思考,广府文化能成功进行海外传播,主要原因是广府人出国早、人数多吗?显然不全是。从实践和理论角度的分析,就会发现广府文化能够顺畅进行海外传播的内在规律。

    

从实践的角度来分析,在世界文化的丛林中审视广府文化。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到澳洲比广府人早,人数至今比广府人多,然而他们的文化,在澳洲的传播却不如广府文化。原因是意大利和希腊文化虽然有历史性,却缺乏强大的创新,自我更新、发展程度不如广府文化快。另外,美国的印第安文化和澳洲的原住民(土著)文化,在当地很有吸引力,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然而这些文化不仅很少走出国门,甚至对当地现实生活都没有深刻的影响。究其原因,是这些文化现代性、创新性不足,缺乏像广府文化那样强大的商业文化支撑,因而这些文化只能停留在狭窄的艺术欣赏层面,不能嵌入当代社会。还有,在悉尼、旧金山等地,均有“韩国城”,韩国文化在西方社会也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其地位也不如广府文化,因为不仅广府文化有强大的适应力、具有现代性,它的历史积淀比韩国文化深厚。

    

通过上述比较,再从理论上作一总结,思路就会比较清晰。为什么广府文化能够全球撒播、跨越时空呢?这是因为她的优势切合了跨文化传播的特性。美国学者萨莫瓦(Samovar)与波特 (Porter)[46]在《跨文化交流》中提出,一种文化想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传播,必须有几个特点,文化的历史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而广府文化正是满足了这几点要求。如早期和当代广府商业文化在澳洲传播表明,广府商业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非常擅于学习当地文化、不断创新,从而壮大自己,有着强大的适应力和开放性。而广府传媒文化150多年来更是在澳洲和美国创造了许多个“第一”,表现出强烈的开拓性。透过广府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现象,可以探索到的本质是:广府文化不仅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还擅于兼容并包、开拓创新。不论到哪里,广府文化都善于吸收当地文化的优点,既独树一帜,又不断进取,创新争先,这使得这一文化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因此,有必要在“全球化”、“中华文化”、“中国视野”[47]中继续深入研究这一独特课题,这对在全球弘扬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悉尼大学博士)

    

   


  

   

*本研究获“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编号GWTP-BS-2014-21)和“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项目—中国政府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与评价体系研究”资助。

[1]黄伟宗:《从封开启步的探究广府文化的15年历史》,载《封开:广府首府论坛》,香港中国学术评论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2页。     

[2]张镇洪:《从封开人说珠江文化》,载《封开-广府首府论坛》,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1,第6780页。     

[3]徐杰舜、徐桂兰:《广府人起源及形成论》,载《封开:广府首府论坛》,香港中国学术评论出版社2011年版,第83105     

[4]黄伟宗:《从封开启步的探究广府文化的15年历史》,载《封开:广府首府论坛》,香港中国学术评论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2页。     

[5]林如鹏:《广东报业竞争三十年》,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Gary Mcdonogh and CindyWong, “Global 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7]黄伟宗、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史》,香港中国学术评论出版社2009年版。     

[8]Don DeVoretz, “TriangularMovement of Chinese Diaspor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People onthe Move: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Chinese human capital”, The Hong Kong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Wang Gong Wu, Migration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s Press, 2001.

[9]陈伟明:《区域传承与海外传扬:广府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发展》,2007年第1期。

[10]Edwards,G. (2013). “Dancing Dragons: Reflections on creating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Chinese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6, pp.102-111.     

[11]John Sinclair, “Chinese cosmopolitanism and media Use”, In S. Cunningham& J. Sinclair (Eds.),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n diaspora,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1.     

[12]黄伟宗:《从封开启步的探究广府文化的15年历史》,载《封开:广府首府论坛》,香港中国学术评论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2页。司徒尚纪:《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香港中国学术评论出版社2006年版。     

[13]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4]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32.

[15]Eric Rolls, Citizen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continuing 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Brisbane: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6.     

Eric Rolls,Sojourners: the epic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flowers and thewide sea. Brisbane: Universityof Queensland Press, 1992.

[16] 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recordson travel,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860-1975, Canberra: National Archives, 2005.

[17]Shirley Fitzgerald, Red tape, gold scissors-the story of Sydney's Chinese, Sydney: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South Wales Press, 1996.

[18]Wei Ping Liu,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Tai Bei: Sing Tao Publishing House, 1989.

[19]Grace Edwards, “Dancing Dragons: Reflections on creating a cultural historyof the 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2013(6), pp.102-111.     

Shirley Fitzgerald, Red tape, gold scissors-the story ofSydney's Chinese”, Sydney: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Press, 1996.

[20]陈伟明:《区域传承与海外传扬:广府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发展》,2007年第1期。

[21]Gary Tavan, The long, slow death of white Australia”,Melbourne: Carlton North, 2005.     

[22]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records on travel, migration andsettlement, 1860-1975”, Canberra: National Archives, 2005.     

[23]Fave Young and Novole Van Barneveld,Sources for Chinese local history andheritage on New South Wales”, Sydney: Faye Young & Nicole vanBarneveld, 1997.     

[24]Wei Ping Liu,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Tai Bei: Sing Tao Publishing House, 1989.     

[25]Shirley Fitzgerald, Red tape, gold scissors-the story ofSydney's Chinese”, Sydney: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Press, 1996.     

[26]陈伟明:《区域传承与海外传扬:广府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发展》,2007年第1期。

[27]Shu Jin and Lisleyanne Hawthorne, “Asian student migration to Australia”, InternationalMigration, 1996 XXXIV(1),pp.65-96.     

[28]Graeme Hugo,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Austral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Workshop: Chinese in Pacific, where to now? (held i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University, Canberra), 2007.

[29]KristanCampise, “Cultural Embraced”. Hills News, 2009, November 3.     

[30]舞狮子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狮子有南北之分,“南狮”神似,“北狮”形似。

[31]Jock Collins,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Chinese diaspora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 2002,8(1-2), pp.113-133.     

[32]Christine Inglis, “ChinatownSydney: A Window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11,7, pp.48-64.     

[33]Chung-Tong Wu, “New middle-class Chinese settlers in Australia and the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 in Sydney”, In L. J. C. Ma & C.Cartier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359-379.     

[34]James Jupp, The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orig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5]Jan Damousi,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In W. H. Geoffrey (Ed.), Creating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1998, p.27.     

[36]Stuart Cunningham and John Sinclair,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 diaspora”,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37]Ye Wang and Julia Ryder, “An `eccentric' paper edited for the unwelcome aliens.(TheChinese Advertiser)”,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 1997,30(4).     

[38]Ye Wang and Julia Ryder, “An `eccentric' paper edited for the unwelcome aliens.(TheChinese Advertiser)”,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 1997,30(4).     

[39]Mei Fei Kuo,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09(5), pp.336-363.     

[40]Kang Jie Liu, “Diasporic Chinese newspapersnot for Diasporic Chinese? A case study on Sing Tao Daily Australian edition”.Journal of Global Mass Communication, 2011,4(1), pp.88-110.     

[41]Kang Jie Liu, “Australian Chinese Daily not for Australian Chinese”. ChinaMedia Research, 2012,8(3), pp.102-125.     

[42]刘康杰:《澳洲华文报纸历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     

[43]Zhou M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4]Tao Yang, Documenting immigrant experiences: A study of the Chinese-languagenewspapers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4th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2008.     

[45]Clement. Y. K So and Alice Y. L Lee, “Tapping ‘Yacht migrants’: overseaseditions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as a econo-cultural spin-off”, Asia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995,5(2).     

[46]Samovar Larry and Porter Richar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5th ed.), CA: Thomson, 2004.     

[47]程曼丽:《对外传播需要有新视野》,《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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